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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目录

    2020年, 第34卷, 第5期 刊出日期:2020-06-04 上一期   
    智库专稿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责任体系及问责机制:演进历程、问题和改进方向
    2020 (5):  1-9. 
    摘要 ( 373 )   PDF(1545KB) ( 196 )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责任体系及问责机制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重要内容,其演进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探索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至 2005年)、进一步发展阶段(2006—2015 年)、成型阶段(2016 年以后)。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十三五”期间,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责任体系及问责机制日益成型,其基本框架涵盖约束性指标和专项考核、综合性目标评价体系、引导性考评、部门分工机制、问责机制5个方面的内容。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责任体系及问责机制不断强化,生态文明建设发生转折性变化,但是在执行中也造成地方政府“一刀切”“层层加码”等问题。为此,需要从统筹优化生态文明领域的考评工作、明晰生态文明建设各主体责任、规范与完善督察问责程序等方面予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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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逻辑与科学方法论
    包含特称量词some的广义三段论推理
    2020 (5):  10-16. 
    摘要 ( 141 )   PDF(1463KB) ( 259 )  
    广义三段论推理在自然语言信息处理和知识推理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利用广义量词理论、集合论和模糊逻辑的相关知识,证明了18 个包含特称量词some的广义三段论的有效性,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包含特称量词的语篇推理。这一方法为研究包括亚氏量词在内的其他广义量词的广义三段论的有效性及其语篇推理提供了一个简单合理的数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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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中的贝叶斯方法
    2020 (5):  17-23. 
    摘要 ( 627 )   PDF(1463KB) ( 321 )  
    贝叶斯方法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贝叶斯方法是以贝叶斯定理为核心的概率归纳逻辑,广义的贝叶斯方法是一种科学哲学研究纲领,它兼顾了背景知识和理性分析的重要性。朱迪·珀尔在人工智能研究中引入贝叶斯网络方法,使人工智能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根据贝叶斯方法逐步完善的程度,人工智能中的贝叶斯方法可以分为贝叶斯规则、贝叶斯概率推理和贝叶斯网络3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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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与生态经济
    地方政府税收竞争、FDI 与绿色发展效率
    2020 (5):  24-33. 
    摘要 ( 100 )   PDF(1499KB) ( 181 )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绿色发展效率比单纯的 GDP 增长可以更好地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税收竞争、FDI对绿色发展效率产生重要影响,一直受到众多学者关注。利用SBM-DEA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 2005-2017年中国 30个省份绿色发展效率,并进一步利用动态系统 GMM模型,分析地方政府税收竞争、FDI 及它们的交互项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税收竞争对绿色发展效率提高具有抑制作用,FDI 对绿色发展效率提高具有促进作用,税收竞争与FDI的共同作用阻碍了绿色发展效率提高。政府应当完善考核体系、规范地方政府税收竞争行为,并引进高质量、高效益外资,促进绿色发展效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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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创新与经济开放的协同发展度评价及动态演化研究
    2020 (5):  34-46. 
    摘要 ( 157 )   PDF(1777KB) ( 174 )  
    基于2004-2017年 30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采用灰色关联理论和 TOPSIS 模型改进的协同距离模型对绿色创新与经济开放的协同发展度进行评价,并利用非参数核密度估计及重心理论探讨绿色创新与经济开放协同发展的动态演化规律。结果表明:绿色创新与经济开放的协同发展度呈增长状态,但地区差异显著,发达地区协同发展度高于欠发达地区。从演化规律来看,协同发展度随时间演进波动上升。在空间上呈现出“东强西弱”的非均衡演化趋势,部分地区存在严重的极化现象。从动态演化特征来看,协同发展度由原来的东西差异转变为南北差异。基于动态演化规律可以预测,协同发展水平的横向差异会逐渐缩小,纵向差异暂时不会发生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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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
    公共投资、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基于四川省2007—2017年面板数据
    2020 (5):  47-57. 
    摘要 ( 119 )   PDF(1498KB) ( 54 )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公共投资已成为社会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础、满足公共需要的保障,城市化又是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大引擎,两者是密不可分、相互协同的,共同对经济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基于四川省 2007-2017年城市化、公共投资以及经济增长数据,利用面板协整模型分析四川省城市化水平、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四川省公共投资、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城市化率的提升能明显推动经济的增长,但在不同区域(成都平原、川南、川东北)的推动程度不一致;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不同的区域也存在明显不同的影响效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针对不同地区的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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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一带一路”的重庆物流灰色模型预测及包装管理研究
    2020 (5):  58-66. 
    摘要 ( 111 )   PDF(1491KB) ( 143 )  
    为“一带一路”倡议下重庆区域物流规划和决策提供依据,最大限度地提高区域货运物流规划质量和货运包装管理效率。梳理、总结灰色理论的应用价值、区域物流态势、需求预测以及货运包装管理的相关文献,运用 GM(1,1)模型的基本原理,开展货运物流需求预测及包装管理研究,以重庆为例,根据重庆地区货运量的历史数据,建立相应的GM(1,1)模型,选取重庆2010-2018年货运原始数据,运用MATLAB软件,预测重庆2019-2028 年货运物流需求总量及其发展趋势。预测结果表明:重庆未来十年货运量近似呈正比例直线趋势上升,遵循货运物流以及货运包装需求发展规律,建立模型的预测值与实际值误差较小,预测值围绕实际值及其演变趋势出现小范围上下波动,表明预测精度高且验证了模型预测的适用性和可行性.该模型适用于把握区域货运物流需求规律及包装管理,为进一步加强货运包装管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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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粮食安全风险评估———基于产销平衡的视角
    2020 (5):  67-79. 
    摘要 ( 243 )   PDF(1504KB) ( 99 )  
    粮食安全是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区域粮食安全风险状况也一直广受国人的关注。基于重庆市的统计数据,实证考察产销平衡区不同尺度下粮食安全风险及其时空变异,结果显示:第一,当下重庆市整体粮食安全越过了低风险界线,属于无法完全通过内部调剂完成粮食自给的小风险级别,预计未来十余年粮食安全形势将愈发严峻,甚至达到中、高风险级别;第二,主城近郊区的粮食安全高风险级别将持续并加剧,渝中西区有从低风险向小风险等级滑落的趋势,其余农业分区则相对稳定于低风险级别;第三,各区县的粮食安全形势与农业分区大致契合。根据分析结果,得出关注粮食安全风险、找准粮食产销定位、稳步提高供给水平、倡导环保节约消费等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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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治理与公共政策
    乡村嵌入式振兴战略解释框架的建构与实现———基于成都战旗村的探索研究
    2020 (5):  80-88. 
    摘要 ( 198 )   PDF(1474KB) ( 74 )  
    城乡关系从“结构化割裂”时期的“汲取式”和“依附式”到“融合发展”时期的“嵌入式”,在发展逻辑和学理基础上已经发生变化。在嵌入式城乡关系背景下,实现乡村振兴需要建构乡村嵌入式振兴战略解释框架。该框架强调城乡间的双向均衡嵌入,按照城乡地理位置远近和经济基础好坏划分“强/弱嵌入—强/弱自主”4种情景维度,4种城乡关系分别对应“整体性嵌入”“互联性嵌入”“创新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4类嵌入方式,嵌入的均衡性和适宜性取决于乡村振兴中的“主体—对象—介体—内容—环体”五维。嵌入式振兴的实现路径遵从“嵌入—融合—互嵌”的阶段性规律变化:发展集体经济,输出乡村产品是嵌入强基;激活土地资源,发挥整村优势是融合提质;引入城市资本,打造乡村品牌是互嵌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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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变迁下的农村高价彩礼演变影响、成因分析及破解路径
    2020 (5):  89-94. 
    摘要 ( 914 )   PDF(1443KB) ( 276 )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变化,农村彩礼不断演变、高价彩礼愈演愈烈。高价彩礼导致因婚致贫、婚恋破裂、早婚、骗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农村适婚青年男女比例失调、陈规陋习、乡村社会治理缺失等因素不同程度地助推了高价彩礼的发展。因此,应从加强社会宣传引导、提高法律意识、加快发展经济、完善乡村治理机制、完善相关法律规定等多方面发力,营造风清气正的婚俗氛围,进而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和谐社会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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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振兴视阈下深化农村综合性改革研究———基于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洪林镇的调查
    2020 (5):  95-106. 
    摘要 ( 92 )   PDF(1529KB) ( 65 )  
    乡村振兴关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农村综合性改革能集成中央出台的各项农村改革政策,统筹整合和有效链接现有农村改革政策,检视验证涉农政策在农村的成效,充分释放改革政策的综合效应。农村综合性改革的4类机制和乡村振兴战略的20字总要求的最终目标都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开展农村综合性改革为乡村全面振兴发挥试点先行作用。 基于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洪林镇改革实例表明,应当在农村三产融合、农民增收致富、乡村治理能力提升、农村生态文明等方面持续深化改革,有效推动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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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学
    论严格责任原则的影响力———由孙杨案说起
    2020 (5):  107-117. 
    摘要 ( 202 )   PDF(1494KB) ( 158 )  
    2020年2月28日国际体育仲裁院公布了对孙杨抗检行为的裁决,一时间引起了全国热议。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从孙杨抗检行为开始到裁决的作出,严格责任原则便一直发挥着作用。世界反兴奋剂领域里的严格责任原则以不考虑运动员主观过错、直接连接违规行为与有责结果的方式解决了该领域里的归责难题,保障了世界反兴奋剂运动的有序进行。同时由于其构造、存在缘由、地位等,严格原则具有极大的影响力。通过观察孙杨案,可以再次理解严格责任原则影响力并发现其中问题。如今在没有可替代的归责原则情况下,需加强规则建设以协调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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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赦实践:历史进程、规范技艺与法治精神
    2020 (5):  118-126. 
    摘要 ( 129 )   PDF(1469KB) ( 49 )  
    特赦是我国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在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新时代背景下,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为契机,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来的特赦实践历程,总结日趋成熟的规范技艺,弘扬融贯其间的法治精神,对于讲好中华人民共和国特赦法治故事,推动新时代宪法法律实施,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和实践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特赦实践走过的历史进程,可分为初创尝试阶段、发展丰富阶段和继续深化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特赦实践积累了注重特赦特殊罪犯与特赦普通罪犯相结合、注重特赦正面条件与特赦负面条件相结合、注重特赦实体路径与特赦程序路径相结合等规范技艺。中华人民共和国特赦实践培育了慎刑恤囚的人道主义精神、德法结合的良法善治精神、与时俱进的务实理性精神等法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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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津冀区域高等法学教育协同发展探析
    2020 (5):  127-137. 
    摘要 ( 78 )   PDF(1819KB) ( 49 )  
    近年来,以高校联盟为代表的京津冀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成果显著,但域内法学教育协同合作却呈现出零星式、短期性和非可持续的发展态势。究其原因,与法学教育自身特点及京津冀区域高等教育协同发展中存在的普遍性矛盾密切相关。结合日本和韩国以法科大学院为特色的高等法学教育教学改革经验,梳理京津冀高等法学教育协同合作的特点及发展历程,反思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尝试从法学理论教学、法学实践教学及法学教育协同机制构建等角度提出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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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内设机构扁平化塑造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2020 (5):  138-148. 
    摘要 ( 141 )   PDF(1637KB) ( 120 )  
    我国法院内设机构的行政化运作与扩张性配置严重干扰了审判权的独立行使,虽经顶层设计的强力推动,内设机构改革的实际动作仍较为有限,距离此项改革的预期目标还有不小的差距。长期以来,我国法院内设机构为科层制的运作模式,导致了审判独立困难、审判质效消减、审判力量分散等不良后果。当前,基层法院内设机构数量明显减少,改革的初级目标基本完成,但因行政化倾向延续、不良绩效考核导向以及内设机构改革与他项改革的断裂等内在缘由,制约了改革的纵深推进。未来,应当从业务决策扁平化、办案主体职业化、人员管理专业化三个维度重新定位法院内设机构设置,理顺优化三类内设机构的职能,构建与机构扁平化相适应的配套机制,同时妥善解决人员分流安置、放权与监督平衡等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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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
    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双重维度论析
    2020 (5):  149-155. 
    摘要 ( 132 )   PDF(1508KB) ( 72 )  
    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着来自国内外、党内外的一些问题和挑战,这些问题和挑战对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党根据新形势、新挑战,对意识形态建设作出了精准把握,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构建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反对错误思潮和打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等。在加强理论创新、推动实践发展和凝魂聚力等方面,凸显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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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与天下:现代中国的国家理由与新时代的文明关切
    2020 (5):  156-164. 
    摘要 ( 201 )   PDF(1467KB) ( 58 )  
    现代国家构建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主题之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际上有着深刻的国家理由。近代以来的历史遭遇迫使中国不得不从文明国家的形态中跌落,中国开始着意构筑现代“民族 国家”的组织形式,从而使自身摆脱屈辱的国际地位并获得国家安全的保障。通过吸纳西方文明的技术和组织成果,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不是纯粹地模仿西方,而是政治领导团体取得回应历史责任和民众诉求能力的过程。这一过程仍然需要从中华文明之中汲取养分,并以文明国家的角度来理解自身。在新时代,中国更需要以文明的关切和视野倡导构建新的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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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中的人与自然关系研究
    2020 (5):  165-172. 
    摘要 ( 147 )   PDF(1455KB) ( 68 )  
    20世纪 60年代开始,生态环境的恶化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同时生态学理论有了一定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一批学者积极探索解决生态危机的基本路径,发展出以人与自然关系为核心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正是着眼于人与自然的生态矛盾关系,积极重构人与自然关系,使之转向和谐共存,在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文化和自然双向重建与重新阐释的基础上,形成了制度上选择生态社会主义、技术上转向生态化与规范化、意识上消弭控制自然观念的路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既有局限性也有其价值所在,针对其局限性,需要深入比较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殊异与通合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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