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托数字技术打造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已成为我国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方向和抓手。数字技术是这一动向的关键因素和决定变量，助力建设新技术背景下城市社区责任、价值、行动和利益共同体。我国各城市积极探索推进数字技术赋能社区治理的相关制度和平台建设，同时扩展智治场景，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仍然存在数字技术赋能社区共治的科学理念有待形成、机制有待完善、技术风险防范有待强化、能力有待提升等短板和不足。未来，应在明晰数字化背景下社区治理主体责任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最新数字技术推动社区成员有序高效地交流互动、建立有效“五社联动”机制、推进全面有效协商共 治，升级打造社区“智治”共同体，开创城市社区治理的新局面。

基层人大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基底和服务群众的末梢终端， 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 践主体与治理前沿。 同时， 数字技术作为网络民主活动的参与桥梁和网络群众路线的践行支撑， 是基层 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载体与治理工具。 二者在理论上逻辑契合， 在实践中系统嵌入， 使数字 技术赋能基层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成为可能。 数字技术赋能基层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有着突 出的实践优势， 通过发扬“ 人民” 底色使人民有更切实的民主参与， 通过坚持实质民主使制度有更实际的 民主效能， 通过强调“ 全民、全域、全程” 使过程有更完整的民主程序。 但在数字技术赋能基层人大践行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现实实践中， 尚存在引导政策与示范机制规范缺失、基础设施与平台建设良莠不齐、 诉 求统筹与智能分析难以落地等现实难点， 需要通过设置引导政策与示范机制、建设数字设施与数字平台、 补足应用数据统筹与算法预测等实施机制优化实践路径。

尝试从全球价值链长度视角，对“金砖国家”２００５—２０１７年服务业 ＧＶＣｓ长度增长率进行研究 与分析，并选取量化数字技术应用度的指标，基于主成分分析法整合服务业细分行业，对数字技术与“金 砖国家”服务业 ＧＶＣｓ长度及其分解指标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１）中国、俄罗斯服务业在 ＧＶＣｓ分 工中参与度相对较高，印度、巴西各有优劣。（２）固定宽带订阅数量与互联网普及率对于“金砖国家” ＧＶＣｓ长度指标有显著影响，其中固定宽带订阅数量的正面推动作用最显著。（３）机制检验表明，固定宽 带订阅数量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推动服务业 ＧＶＣｓ参与度的提升。（４）通过异质性检验，认识到不同 要素密集型的服务业其 ＧＶＣｓ参与度存在一定的异质性。根据研究结论，我国应当完善数字技术基础设 施建设，重视移动信息技术，培养数字技术人才，加强与他国数字服务贸易合作等。

乡村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关键， 全面提升农民收入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基于对乡村产业自主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要求， 论述实现内源式发展的重要意义， 并指出特色资源禀赋、群体动员和政策扶持是实现内源式发展的基本条件； 认为市场需求是直接发展动力， 但是要通过精英主导的中介作用、分配机制的调节作用才能充分发挥其动力作用； 最后根据产业发展过程中遭遇的人才制约、制度制约和产业链制约， 提出可以通过数字技术赋能市场需求挖掘、资源集聚、 产业路径扩展、人才培养、权责利分配机制来协助布局内源式发展框架， 从而实现乡村产业振兴。

基于中国 ２００６—２０１９ 年 ３０ 个省级面板数据， 分别利用超效率 ＳＢＭＤＥＡ 模型和熵值法测度城 乡环境治理效率、数字技术发展综合指数， 然后运用系统 ＧＭＭ 和全面 ＦＧＬＳ 估计方法实证检验数字技术 对城乡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效应。 结果表明： ２００６—２０１９ 年中国省级城乡环境治理效率均值呈现出波 动中下降趋势， 城市呈现东中西梯度下降态势， 乡村东部地区呈波动下降趋势， 中西部地区整体呈波动上 升趋势。 ２００６—２０１９ 年中国数字技术发展平均水平逐年递增， 并呈现东中西地区梯度下降态势。 计量 检验显示： 城乡环境治理效率均具有动态累积效应， 数字技术有助于城乡环境治理效率提升， 区域异质性 表现为东部地区 ＞ 西部地区、沿海地区 ＞ 内陆地区； 经济增长、城市化、工业化、对外开放对城市和乡村环 境治理效率提升均具有抑制作用， 人口密度对城市环境治理效率提升具有促进作用， 而对乡村环境治理 效率提升则具有抑制作用。

数字技术赋能商贸流通业、创新经营模式、提升渠道效能、降低经营成本、提升行业整体效率，是构建“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基础保障条件。 基于全国30个省份（港澳台和西藏除外） 2013—2020年的数字技术水平指数和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指数， 检验数字技术驱动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中消费渠道创新的中介效应和政府财政支出的门槛效应。 研究表明：（1）数字技术显著驱动了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2）消费渠道创新在数字技术驱动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中显著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且在东、中、西部地区存在异质性特征；（３）政府财政支出在数字技术驱动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中存在单一门槛。基于此，提出强化数字技术升级与应用的政策支持力度、推动消费渠道创新、缩小地区间数字消费鸿沟等政策建议。

随着数字技术进步及其在经济各领域的快速应用，其对产业全球价值链（ＧＶＣ）地位升级的推动作用日益显著。基于 ＯＥＣＤＴｉＶＡ联合发布 ＴｉＶＡ数据库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的数据，以 ６４个经济体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数字技术对制造业 ＧＶＣ分工地位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技术显著促进制造业ＧＶＣ分工地位的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优化人力资本结构以及刺激消费需求，是数字技术促进制造业ＧＶＣ分工地位升级的作用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对于低互联网发展水平以及中低收入经济体 ＧＶＣ分工地位升级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据此提出，增强数字技术对我国制造业 ＧＶＣ分工地位升级的促进作用，应大幅提升我国数字技术创新和应用能力；增强贸易规则话语权，推动“数字贸易”发展；加快培养数字技术人才，加速推动消费结构升级。

随着数字技术与企业生产的深度融合，用能权交易作为一项环境规制政策，能否促进高耗能制造企业绿色转型，其作用机理如何仍有待研究。基于问卷调查，使用中介效应和门槛回归模型考察用能权交易对高耗能制造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结果表明：用能权交易显著促进了试点企业绿色转型，数字技术发挥了正向中介作用；数字技术具有门槛效应，只有当其高于门槛值时才能显著促进高耗能制造企业绿色转型。异质性分析表明用能权交易显著促进了非国有企业和大企业绿色转型。据此提出应继续完善用能权交易，健全相关信息披露和履约监管制度，增加政府财税扶持，健全数字化基础设施，鼓励企业加强对数字技术的应用，针对不同企业施策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