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中心建设无疑是我国近年来刺激消费、激发内需的重大举措，是我国未来国际经济、宏观经济、区域经济、消费经济、城市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但消费中心，尤其是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在我国提出的时间并不长，尚处于实践摸索和理论探索阶段。作为新时期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有必要充分认识其战略定位和重要战略内涵。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具有特定的消费、国际消费、消费中心发展战略定位背景，要在全局中理解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定位，包括从对象中探局、从基础中布局、从层次中解局、从区域中破局、从动力中设局、从体系中谋局。要打破小而杂乱、弱而分散的低层次消费经济发展格局，实现大而有序、强而集中的消费经济发展。当前，中国急需以消费中心建设为依托，促进消费发展，激发内需释放，畅通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

作为清廉建设的重要单元，新时代清廉学校建设越来越成为构建教育新生态、培养时代新人的重要抓手，具有显著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基于重庆市 １７所高校的调研发现，清廉学校建设在体系化推动、精准化监督、数字化建设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仍存在认识不明、责任不清、治理悬浮、路径陈旧等问题。清廉学校建设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以完善监督体系为抓手，促进清廉建设，多方拓展课堂教学形式构建清廉学校建设立体化平台，使清廉学校建设与教育事业发展深度融合。

在高校的运营管理中，廉政风险防控体系的建设是维护学术纯洁性、确保教育公正性的关键环节。文化与现代科技相融合，被视为高校廉政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重要创新路径。当前，高校廉政风险防控体系面临着廉政文化建设不足和科技手段应用不充分的问题。因此，需从文化注入、科技赋能以及融合模式构建３个方面入手，重塑高校廉政文化生态，实现智能化风险预警与监管，设计双轮驱动的体系，这样才能不断提升高校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推动高校廉政风险防控体系的创新性发展。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作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平台，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基于２００７—２０２０年我国２７６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能显著促进城市绿色技术创新，且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对东部城市、非资源型城市和高贸易开放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和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更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可通过人才集聚效应、经济集聚效应、创业驱动效应等途径间接促进本地和邻近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以上结论能为通过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战略推动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实践提供一定的经验启示。基于此，建议加大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支持力度，认真总结和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模式，依据各地区和行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扩大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试点范围；充分发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辐射带动作用，加强与周边地区的协同发展；坚持因地制宜原则，实施差异化政策，促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特色发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技术是“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的重要着力点，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驱动力。运用系统性分析框架剖析绿色技术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机理和运作逻辑，结果显示，绿色技术可促进资源高效利用、减少环境污染、增强产业竞争力，为新质生产力增长提供新动力。根据作用机理，提出３条策略强化赋能效应：加速绿色新兴产业成长、推动传统产业绿色升级、构建产业融合体系。此外，强调通过实施绿色金融、知识产权保护及专业人才培养等保障措施，确保绿色技术长效创新与新质生产力稳健发展。

数字化和绿色化是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两大趋势，也是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和驱动因素。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是关系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举措，提升碳排放效率是实现长江经济带区域绿色发展的关键途径，作为新型金融模式的数字普惠金融是影响长江经济带碳排放效率的重要因素。基于２０１１—２０２１长江经济带１０８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 ＳＢＭ模型测算碳排放效率，以及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与中介机制模型实证分析长江经济带区域城市中数字普惠金融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并通过空间杜宾模型进一步研究其空间效应。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长江经济带区域城市的碳排放效率并且存在明显的区域关联性，这一提升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科学技术水平提升来实现。可以通过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快产业结构转型与促进科学技术水平提升等路径提升长江经济带碳排放效率。

在“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数字化发展的宏观背景下，企业层面的数字化转型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采用文本挖掘方法构建数字化转型指数，以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现金持有量的影响。对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中国沪深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和中小板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１）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与企业现金持有量之间存在正向关系。（２）基于现金持有的预防动机视角，探明新的影响机制，即数字化转型将增加企业的创新需求，从而促使企业持有更多现金以满足未来的研发开支。（３）调节效应分析结果表明，规模较大和金融资产投资较高的企业受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相对较小，而在竞争性更强的行业中，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更为显著。（４）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国有企业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企业中，数字化程度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更加显著。研究结论有助于企业根据自身特性制定更加精准的数字化转型策略和现金管理政策，推动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基于此，建议通过政策倾斜和资源倾斜，引导企业数字化发展；鼓励正在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企业跳出短期思维，将数字化转型嵌入长期战略规划中；鼓励企业积极创新，提高数字技术应用能力。

数字经济和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的耦合状态有益于促进农户增收。基于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中国 ３０个省份数据，用熵值法和变异系数法分别测算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和农产品流通现代化指数，深入探讨数字经济与农产品流通现代化耦合发展对农户可支配收入及其来源构成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１）数字经济与农产品流通现代化耦合发展显著促进了农户总体收入提升，经过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２）空间异质性方面，二者耦合发展的农户增收效应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均显著为正，但相对发达地区和支援帮扶地区的农户获益更多；从收入来源的角度看，耦合发展通过提升农户的工资性收入来提升其总收入水平。（３）机制分析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在耦合发展对农户总体收入水平的影响中起到遮掩效应。（４）进一步分析发现，耦合发展的农户增收效应具有“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变化趋势。研究结论为探寻农户增收提供了政策启示，基于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１）深入推进农产品流通数字化、现代化发展；（２）学习借鉴国内外发达地区的先进经验和协调模式；（３）拓宽农户增收致富渠道；（４）提升数字经济与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的耦合水平。

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而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有望成为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力量。基于中国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３０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以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作为基准回归模型，并构建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模型以及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降低了碳排放强度，在此过程中，产业结构升级和能源消费结构发挥了链式中介效应，同时，产业结构升级和能源消费结构的间接促进作用呈现出显著的门槛效应，即随着门槛值的提升，其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基于分区域样本的实证检验还发现，数字经济对东部、中部地区的碳排放强度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但对西部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分析显示，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差异。因此，建议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强外部性和高融合性，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与能源消费结构的联动优化，并加强产业和能源政策的协同实施。

政策学习能够有效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政策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基于１９９５—２０２２年中央层面的政策文本，构建“政策学习主体—政策学习动力—政策学习经验—政策目标与工具学习—政策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对比不同时间段内的企业技术创新政策，勾勒企业技术创新政策的变迁过程，利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深入探讨其内在的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技术创新政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政策过程。近 ３０年来，针对企业技术创新政策存在的问题，政策主体通过不同类型的政策学习调整了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从而导致了政策变迁。需要指出的是，政策学习的类型和政策工具的使用都呈现出比例失衡的特征，在将来的企业技术创新政策发展过程中，政策主体应充分借鉴国内外先进的政策和实践经验，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目标并合理搭配政策工具，加强合作，以提升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政府公信力是公众基于政府履职行为而产生的信任评价，是政府永恒追求的主题。为深入研究数字时代公众的互联网使用对县级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在“把关人”理论和媒体抑郁症理论基础上，以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ＣＳＳ）为数据来源，综合运用多元回归和因子分析等方法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新时代以来，我国县级政府公信力水平从２０１３年的２．５９增加到２０２１年的３．０６；网民和非网民的政府信任水平同样呈现逐步递增的态势。是否使用互联网显著影响了公众的政府信任水平，网民的政府信任水平低于非网民的政府信任水平；公众使用互联网且有一定使用频率时，互联网使用频率对县级政府公信力无显著影响，而互联网使用频率对县级政府公信力存在的负向显著影响是由公众从“从不使用互联网到使用互联网”这一转变的负向效应所带来的；公众不同的互联网使用方式对县级政府公信力影响不存在显著差异，发展型使用和娱乐型使用均不显著影响县级政府公信力。同时，个体的受教育水平在是否使用互联网对县级政府公信力的负向影响中发挥抑制作用。

生态环境变化、公司丑闻曝光等引起了外界对公司环境、社会和道德责任的广泛关注，这使得ＥＳＧ作为衡量企业绿色标准下环境绩效、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水平的指标，成为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热点。选取２０１３—２０２１年沪深 Ａ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高管政治背景对企业 ＥＳＧ表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有政治背景的高管会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增加媒体关注度的途径推动企业提高 ＥＳＧ表现，但两种作用路径在上市年限和规模不同的企业中有不同的效果。研究揭示了企业 ＥＳＧ表现受高管政治背景影响的特征，其政策启示是：政府可以采取措施合理引导有政治背景的高管进行 ＥＳＧ建设，但要把握资源配置的行政干预程度，压缩企业寻租空间，构建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研究从政府嵌入视角促进了企业对 ＥＳＧ表现的认识，为企业持续性健康发展提供了新动力，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

刑民交叉案件长期以来都是司法审理的难点问题。生态环境损害刑民交叉案件存在先刑后民、刑民一体、先民后刑 ３种司法处理模式。３种司法处理模式均存在不足，先刑后民无法兼顾前置法出罪、民事优先赔偿等问题，刑民一体使民事程序受到刑事程序的不当干预，先民后刑则无法回应民刑对于事实认定的差异。究其本质，生态环境损害刑民交叉案件司法处理障碍源自刑事法与民事法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分离。法秩序统一性原理能够使刑事法与民事法重新回归统一法秩序之中，以法秩序统一性原理为理论基础提出生态环境损害刑民交叉案件司法处理新模式，这一新模式具体表现为以实现制度目标为前提灵活采用刑民审理顺序、灵活协调刑民程序事项等内容。

在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证明涉案侵权产品具有合法来源是被诉侵权人主张免除损害赔偿责任的重要抗辩事由之一。司法实务中的难点主要体现在证明责任分配不明确和证明标准过高，导致法院审查标准宽严不一，亟需确立统一的裁判标准。在实体法上，确立善意无过失的标准，核心在于合理注意义务的认定，针对不同规模的销售者在注意义务上应予区分，以实现个案实质正义；在程序法上，被诉侵权人应围绕交易全过程来证明被诉侵权产品来源合法以完成客观要件的证明，并推定其在主观上不具有过错，从而成立合法来源抗辩，此时应当由权利人进一步举证证明被诉侵权人具有过失，并可在特定情形下直接认定被诉侵权人具有过错。